1961年开始，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等人先后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地举办展览。这些展览突出地表现西北风情，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粗犷、豪放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引起美术界的轰动和关注。这样，在全国美术界的一致认可下，“长安画派”逐渐形成，并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为核心。他们是一代国画精英，充满新文艺思想的豪气，以冲破前人窠臼的创新精神，走进现实生活，从秦岭山川、陕北窑洞，踏遍了西北黄土高原，从平凡中看出新奇，吸取丰富的艺术源泉，从浩瀚广漠中发现美，表现大自然的生机。“长安画派”的形成，结束了陕西乃至西北绘画几百年来的沉寂和萧条，以自己的特有的个性风格使长安画派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支劲旅。艺术风格鲜明的作品刚展出，即轰动京华，荣称“长安画派”，为开创中国画创作新路做出了贡献。

　  然而，长安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记得1961年10月以石鲁和赵望云为“旗手”的西安“楞娃”们赴京展出了他们的水墨“习作”时，举国上下，一片震惊！但是某些评论者却认为“长安画派”的美学思想是“野、怪、乱、黑”，用心良苦。“长安画派”正是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外化的“野、怪、乱、黑”展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错、综、复、杂”，以及画家们的“忧患”意识——喜、怒、哀、乐，啼笑皆非。石鲁为了捍卫“长安画派”的艺术成果，针对“野、怪、乱、黑”的说法做出了机警的反应，以自嘲的口吻撰写了《内心独白》：  

　  在石鲁的作品中，他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和《东渡》反响特别强烈。石鲁的《东方欲晓》，不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达到了他的艺术上“光辉的顶点”。这幅画的构成是延安的枣园，伟人的寓所，窑洞上的灌木丛，闪闪灼灼的枣树左右晃动，从窗户上透出来的光明照亮东方的大地——人类的希望，“潘多拉的魔匣”，“阿拉丁的神灯”，实际上是“达摩克里兹利剑”所发出的光芒。按说《东方欲晓》是一幅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物画，但石鲁与众不同，至少与某些画家们不大相同。他独具慧眼，别开生面。它既有艺术的感染力，又有思维的渗透力，激发了欣赏者的想像力，令人心领神会。但非常不幸，《东方欲晓》不被时代所接受，一落千丈，坠入十里云雾，但他从不“悬崖勒马”，仍我行我素……  

　  而赵望云通过精心佳构创造出远离红尘的“无人之境”，寂寞、宁静、默默无闻，“此时无声胜有声”，耐人寻味，余兴难尽。他在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坎坎坷坷，极不舒心，把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投入艺术的“幻觉”中，痴心梦想，孤心血泪地营造自己的“极乐世界”。看过他的画，我们仿佛置身于马致远在《天净沙》一曲中所提供的意境：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赵望云的山水画，每一幅都充满了浓郁的抒情味、人情味和文人味，这一点可以从赵望云的《深夜行》、《深入秦岭》、《深山行》、《醉染重林二月花》、《晚秋》和《秋实累累》得到验证。美术理论家王鲁湘先生曾有一段中肯的评述：“赵望云到了60年代，笔墨更加精进，开始朝着松动、朴茂、浑厚的方向发展。像《陕北之秋》、《幽谷新村》、《杉林麋鹿》、《风雨归牧》、《秋实累累》、《重林耸翠》等作品，绝去古人蹊径，无所依傍，那种精力饱满的构图，放笔直干的用笔，水气淋漓的墨色，无不显出画家充沛的创造力。特别奇妙的地方，是赵望云用浓重的湿墨来画西北的土山，既画出了土山的厚实温软，又画出了土山的干枯焦涩。这种矛盾的感觉正是西北土地的特色，在赵望云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笔墨准确地表现过。他画的土地一片苍茫，他画的树林一片苍劲，但整个画面又墨色淋漓，温润如玉。这种用笔苍老，用墨苍郁的技法，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也突破了前人技法的成就，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企及。”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长安画派老一辈画家的倡导下，于1981年省政府批准创建了陕西国画院，这是长安画派精神的继续和发展。石鲁首任名誉院长，方济众首任院长，何海霞、康师尧以及罗铭、王子武、刘文西等名家曾任副院长，时任省美协副主席的李梓盛和西安美院老院长刘蒙天等任顾问。由老前辈为画院奠基开路，同心协力推动画院事业的发展。培育了以继任院长苗重安为首的新一代领导核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创画院新局画。1999年，“中国画巡回展览”轰动北京、南京等地，在全国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北京有专家称：“长安画派”撑起了中国画的半壁江山 。 （朱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