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2日，是恩师季羡林先生百年冥诞。此前，我恭赴山东临清康庄官庄村叩祭。恩师家乡的人民和政府修建了庄重高洁的憩园，在那里，恩师、师母和家族的先辈安息在一起。恩师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母亲的身边。

　  站在恩师儿时嬉水的池塘边，站在恩师儿时攀援的老树下，脑海里浮现出的尽是恩师晚年悲天悯人的眼神。

　  终其一生，恩师都是一位高校中的专业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纯粹到几无烟火气。然而，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他曾经在无数场合说过：“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

　  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他的思考更加集中在两个“宏大问题”上，其思路已不受纯学术的限制，而其意义自然也不再局限于纯学术的范围。

　  首先是“大国学”。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恩师的心情是喜忧参半。被笼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当然是恩师乐于看见的。但是，恩师认为，复兴与弘扬传统文化不应局限于“尊孔读经”。大约在跨入21世纪后不久，恩师就开始思考、揭出“大国学”，明确提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恩师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恩师所说的“大国学”不是19世纪晚期以来学界倡言的狭义的国学，其间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第一，恩师认为，今天倡导“国学”，绝对不是为了恢复昔日的“尊孔读经”，而是旨在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切全貌。因此，“大国学”就必须包括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除了中原以外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第二，“大国学”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向其他民族、国家、地域、文化学习的成果，比如佛教，比如明末以来传入的西方思想，比如近代以来大规模传入的各种学说思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师的“大国学”是和他本人超过一个甲子的、成就辉煌的专业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绝非凿空立说。然而，遗憾的是，恩师在这方面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当下狂飙躁进时代的理解和接受。眼下的“国学热”，不仅基本上局限在传统儒学的范围内，还令人担忧地鼓荡起一股欠理性的民族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的狂潮。这是必须警惕的。

　  有学者比如宋兴昌先生指出：近年的“国学热”，虽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但已经充满强烈的蜕变的气息。恩师“大国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中华文化与学术被迫接受的转型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说明中华文化与学术已经摆脱了被动接受的地位，进入文化与学术自觉重建的新时期。这与此前的“批判”与“接受”基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宋兴昌先生对恩师的“大国学”的精彩申说值得引述：“大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因此，所谓“国学热”就是应该“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不应是排他主义。无原则地复古或打压都不是正确化解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张力的应有的态度；只有如实客观地认识到新旧无法截然分开的事实，才能在此基础上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阐释和创造性转换，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有全球化的视域。一方面，中国文化应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世界文化也对中国文化参与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寄予着厚望。只有摆正姿态、准确定位，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大国学”。

　  先生的另一个思考是“和谐说”。恩师对“和谐”的思考有一个似乎未被注意的背景，那就是国学泰斗钱穆先生在台湾去世前，提出中国文化最具价值，并且最能够贡献于世界的是“天人合一”观。恩师经常说：“我很喜欢陶渊明的四句诗，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恩师在晚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恩师的答案是：“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都是我的伙伴。这就是中国的思想。‘和谐’这个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恩师所倡导的“和谐”是有三个层面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当下很多人的“和谐”观还仅仅局限在前两个层面，罕见有人关注到“和谐”的真正基础“人内心和谐”。而正是这个“人内心和谐”，又使得恩师回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恩师作为世纪老人，也坦言自己也是一个“世故老人”，深知“人内心和谐”的艰难不易。有一次恩师和友人谈到这个问题，慈眉善目的恩师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略带忧虑地讲道：“和谐是一种文化。我要讲的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个人合一，三个层次，缺一不可。而个人合一很重要，讲的是个人修养。读小学的时候，我就上过一门课，叫‘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恩师一贯赞成，在晚年更是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心目中，这是“和谐”的起点和必由途径。

　  恩师西行已有两年，我相信，认真思考恩师生前思考过的问题，是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