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生于1899年，1920年代便以造假出名。

　　张大千仿制的对象，包括从魏晋至明清历代名家，其中作伪清初“四画僧”之一石涛最多、影响最深。因为几可乱真，他赢得了“石涛复生”的称号。张大千仿制的石涛作品，曾骗过大画家陈半丁、黄宾虹，让他们颜面扫地，连收藏大家罗振玉、吴湖帆、张学良都买过他伪造的石涛画。至今，一些博物馆馆藏出自他笔下的“假石涛”，让鉴定家们大伤脑筋。

　　张大千造假，一为挑战名家以得名，二为蒙骗藏家以获利。

　　张大千仿造石涛最勤，自然因为石涛名气极大，仿造他可以获利极多。石涛为明代皇族，他脱出传统樊篱、师法自然，提出“法自我立”、“我自用我法”等主张，是清初最富创新精神的画家。在康熙、乾隆朝，便有扬州人专仿石涛绘画，随着后人对他的推崇，作伪者越来越多，许多伪作被当作真迹收藏。至1930年代，由于海外书画市场的需求大增，石涛伪作更盛。张大千1919年临仿石涛的山水《自云荆关一只眼》，曾被黄宾虹以140银元购藏，1920年代末，他还用一张假石涛画，骗取上海收藏家程霖生13000元。

　　石涛过世之后的200余年间，让张大千等无数造假者获益甚丰。

　　造假者从石涛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却不必支付石涛分毫费用，这在经济学中称为“生产的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指当事人的行为对旁观者产生的影响；而“生产的正外部性”，指生产者的生产活动，给旁观者造成的有利影响。新技术研发的“生产正外部性”最为明显，因为某个厂商研发的新技术，可能被其他厂商模仿，从而让他们无偿获益。这种生产正外部性，又称“技术溢出效应”。石涛在绘画风格上的“创新”，被其他许多画家仿造并获利，他是艺术生产领域中典型的一例“生产正外部性”创造者。

　　不只石涛，因为“技术溢出”而获利的张大千，后来也产生了“技术溢出”。

　　张大千不仅精于摹古，更善于创新。他晚年移居海外，在传统泼墨法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技法，创大泼墨、大泼彩新风。张大千生前便在世界画坛享誉盛名，近年，他的作品更成为书画市场的“龙头股”和“风向标”。目前，他以23亿2163万元的成绩，在“近现代国画家拍卖总成交额排名”中位居第二。此间，署款张大千的赝品同样充斥市场，泛滥成灾。

　　“技术溢出效应”对模仿者有利，但对于整个社会未必是好事。

　　新技术研发者因为不能独占发明的全部收益，所以往往不愿意投入太多资源创新。许多国家为激励创新，实行了专利保护制度：在一定期限内，发明者拥有使用专利的排他权，其他企业如果使用其发明的新技术，必须得到其允许、并支付专利费。我国的《专利法》于1985年施行，石涛生得太早，与专利保护无缘。他即便再世，恐怕《专利法》也爱莫能助。因为该法所规定的3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仅指工业产品、方法或方案，与艺术创作无关。

　　石涛可以求助的，似乎只有《著作权（版权）法》。

　　我国于1991年实施、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据此，被造假者的维权，总算有了法律武器。不过，维权的前提是，造假者必须在赝品上署被仿者的名字，如果仿制的作品无款，仍无法追究。可见，与工业产品的专利制度相比，对画家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措施，仍不到位。既然可以“白拿”画家创新的“技术溢出”，白拿谁不拿呢？

　　看来，切实保护创新的画家、保护整个行业的创新机制，还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