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没有一种物类像茶那样蕴含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也没有一种物类像茶一样对人类精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和深远影响。

　  六朝时期，新昌地域社会逐步形成。其时，新昌地域文化以佛道为主，僧道名士雅聚剡中山水间，对茶争相赏识，茶之声誉大闻于世。及至唐代，文人学士皆以茶为嚼墨弄文之材料，茶道得以圆成。宋以后，饮茶普及于民间，新昌因“地饶古迹，世人忘归”，为文化名流所向往瞩目，而且常与茶相关联，民间茶文化多以地方风俗形式保存下来。

茶与佛道文化

　  浙东天台山、四明山一带，既是茶叶传入浙江最早的地区，也是仙山道源之地。古书中就有不少关于神仙和茶叶的故事记载下来。天台山是陆地上仙人居住的地方，茶作为仙药寻求。《抱朴子》载：东汉著名道士葛玄在天台华顶建“茗园”，另一位仙人丹邱老姥在天台种茶采药；《搜神记》载：虞洪入四明山，得到仙人指点，采得“大茗”，即野生大叶茶；《杂录》载：南朝道士陶弘景在四明、会稽一带饮茶，能轻身换骨。还有几个故事发生在剡中即新昌境内。《异苑》载：剡人陈务妻“飨茗获报”；《幽明灵》载：东汉永平间，剡人刘晨，阮肇入天台（今新昌刘门山）采药遇仙；《琅琊王氏宗谱》载：王羲之晚年在新昌鼓山采药炼丹……。刘阮及王羲之所采之药，自然以“万病之药”的茶为主。从以上故事中，可见茶与道教文化关系之密切。

　  《高僧传》记载：东晋有20多位高僧，先后雅聚新昌沃洲、石城。高僧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道教和玄学融合在一起，为贵族、皇帝所器重，一时清谈、修禅成风，形成文化时尚，开唐代茶道之先河。

　  凡高僧都爱茶。竺潜领徒众隐东 山30多年，占有大片山林，位于天台与四明两山之间，正是浙江最早的产茶基地。他们修持生涯中自然少不了茶；另一位与之齐名的高僧支遁，是位多才多艺又结交广泛的社会活动家，曾追随竺潜归隐沃洲三年，晚年又在石城山建立了栖光寺。松林月夜，他常邀友煎茶品茗，畅谈佛理，成为“佛茶”史上佳话。大佛寺开山祖昙光，隐石城53年，世寿110岁，坐禅苦修，以茶证菩提，终成正果，可算是“茶禅”之祖；南朝刘宋时，高僧昙济隐新昌孟塘山，常“以茶茗接客”。陈隋间，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多次往返于石城与天台佛寺之间，“尝以茶供佛，参透茶禅一味”，誉称茶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

　  大佛寺一直是新昌佛茶文化中心。寺内曾设茶竂，有专职茶头管理；供养佛菩萨和举行各种佛事也离不开茶。清中期，开展农禅活动时，还开垦过罗汉茶园。当今大和尚悟道法师嗜茶，不遗余力地关心支持“大佛龙井”著名品牌的创立，亲自题写茶名，并在寺内弥勒大殿东厢房专门设立了“大佛龙井”茶座。总之，新昌佛教与茶关系密切；新昌名茶以“大佛”命名有其渊源。

　  谈到古代茶和佛道文化，不能不提东晋入剡流连沃洲山水的“十八名士”。他们与佛道结缘，或信奉天师道，或以公卿身份结交方外缁流。“崇尚清谈”、“鄙弃实务”、“一盏清茗好逸闲”，是他们共同的追求。王羲之在鼓山采药炼丹，谢灵运曾住新昌康乐里，登过天姥山，开凿古驿道；他在庐山参加白蓬社居士会，实际上是一个“以茶会友”的组织。另一位名士王濛，开清谈饮茶之风，“客至辄饮之”，又不断给客人添茶水。当时茶水用生叶所煎，茶味不佳，有些客人每以为苦，故《世说新语》载：“每欲濛候，必云今日有‘水厄’”，从此‘水厄’二字就成了饮茶的代称。“东山再起”的名士宰相谢安也是嗜茶者。谢安的好友陆纳，任吴兴太守，谢安常去作客；陆招待“所设唯茶果而已”。陆纳之子觉得用清茶招待谢安这样的贵客太寒酸了，便自作主张，改设盛馔，结果被陆纳打了四十大板，说“秽吾素业”。可见当时社会时尚，清茶高于盛馔。

茶与唐诗之路

　  唐诗和茶道可谓唐文化流光溢彩的两大瑰宝。茶与诗同土而栽，同根而生。茶道不离诗，诗中多茶道妙谛。

　  盛唐时期，三位大诗人漫游吴越，到过新昌，也写过茶诗。孟浩然，在剡地留存诗16首，其中《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为唐诗中咏大佛名篇。他因仕途失意，以茶代酒，借茶浇愁，其《清明即事》诗中，有“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之句。诗仙李白也是茶人，曾三次入剡，留存与剡相关诗34首，其中《淮海对雪赠孟浩然》，有“瑶草生阶墀，玉尘散庭阙”的描写，与剡茶有关；《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是首佛茶诗，也杂有道家思想，诗中有“山洞”、“乳窟”、“仙鼠”、“玉泉”、“仙人掌”，向往洞天福地，应与剡有关。杜甫更爱茶，诗中屡言茶。《进艇》中有“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虹”的描写，赏饮之情，溢于言表；《重过何氏》篇“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表达的是得意时饮茶心态；“检书烧烛短，煎茗引杯长”，则表达了穷困潦倒时以茶解愁的心情。杜甫年青时流连剡中山水，逗留有年，《壮游》中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回忆。剡溪风物之美，在杜甫一生中留下最美好的印象；而使杜甫不能忘怀的“秀异”，也包括天下闻名的“剡茶”。

　  中唐时期最有名的三位诗人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他们的诗作中茶情浓郁，名篇脍炙人口，同时与新昌山水结下深缘。白居易一生与茶琴相伴，嗜茶似命，尚留存茶诗就有50多首，为唐人创作茶诗之魁。“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体察茶味，已入化境”。“尽日一餐茶两碗”，爱茶已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琴里知闻如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紫笋齐尝各斗新”，可谓品茶行家。刘禹锡是白居易的好友，亦为唐代著名茶诗人。他的《西山兰若试茶歌》13韵26句，为茶诗中经典名篇；描写茶叶采摘、炒制、烹煎、品尝全过程，极为精妙。“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写烹煎；“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峻澈骨烦襟开”，写品尝。元稹也是白居易好友，合称“元白”，继“李杜”后为中唐诗坛盟主。唐长庆三年（823）起，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前后凡七年；到过新昌，留有“刘阮遇仙诗”二首。另有《送王十一郎游剡中》，说到茶“漫唱江朝曲，闲徵草药名”。元稹有首咏茶《一至七言诗》最有名，为大唐茶文化中茶诗典范，流传最广。新昌“大佛龙井”包装上也印着这首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金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如醉前岂堪夸。”拟人手法，形象描写，茶的性格特征鲜活呈现，真是“好诗不厌百回读”！

　  中唐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是被后世奉为“茶圣”的陆羽，曾多次入剡考茶。因好友皇甫冉推荐、尚书郎鲍防支持，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薛兼训曾邀请陆羽到越州监制茶叶。在越州，陆羽曾多次深入剡县考茶。《会稽小东山》一诗为陆羽初到剡溪所作：“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诗人描绘了剡溪景色，又缅怀了王子猷、戴逵的事迹，心中不免有所感慨。陆羽在剡县深入农村，采茶觅泉，评茶品水，十分投入也历尽艰辛；“辟强旧林间，怪石纷相向”“绝涧方寻险，乱岩亦危造”，是其考茶途中真实写照。

　  陆羽在剡地考茶，以茶会友，形成了包括官吏、诗人、僧道等共同参加的茶人群体。他们品茶吟诗，唱和不绝，把大唐的茶道文化推向高峰；茶风也由佛门漫及全国。陆羽无疑是这个群落中的领袖人物。

　  皎然，人称昼上人，谢灵运十世孙，与陆羽为忘年交。贞元间（785～805），皎然来剡中访友问道，今存游剡诗16首。咏茶是重要内容，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篇：“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这是唐诗中最有名的茶诗之一。又有《与陆处士羽饮茶》、《饮茶歌送郑客》等篇中，写的都是剡茶。皎然与陆羽同为文人茶会的组织者和茶道文化的总结者。

　  晚年归隐新昌的有名诗人刘长卿。上元二年（761），袁晁起兵于浙东，交通阻塞，刘长卿滞留于剡不得出，复恋沃洲天姥风光，遂筑别业碧涧山庄于石城山麓。刘以诗名驰誉。现存诗484首，集为10卷，其中与剡有关诗23首。诗中有“春风吴苑绿，古木剡山深”、“嵯峨天姥峰，翠色春更碧”、“春草忆佳期”等描写，隐含着对剡茶的回忆。

　  碧涧山庄是“唐诗之路”上诗人们在新昌境内雅聚的惟一据点。皇甫冉、皇甫曾兄弟是刘长卿的好友，多次到碧涧山庄来作客。皇甫冉有二首茶诗很有名，与陆羽入剡考茶有关：“采茶非采绿，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千峰待逋客，春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巡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馨声。”皇甫曾有《过刘员外长卿别墅》一首，描写碧涧山庄景色，抒发二人相契之情。

　  晚唐继中唐馀绪，剡溪茶文化仍然热闹，茶禅一味的僧侣和向往剡溪的诗人在这一带活动，茶道变得精致细腻，茶诗也愈见圆熟轻灵。著名人物首推卢仝（795～845）。他发展了陆羽茶艺，《七碗茶诗》使他名声大扬，诗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仟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七碗茶诗》与皎然《三饮茶诗》共称唐代茶诗双璧；而感受茶之神奇，《七碗》更胜一筹。后人誉称卢仝为茶之“亚圣”。

　  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也是茶道专家，所作《采茶录》，是我国有关煎茶方法的第一部专论。他的名诗《宿一公精舍》说的就是新昌茶事：“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

　  茶僧齐己，长沙人，因仰慕支遁向往剡东，唐末由衡岳、东林来剡中隐居，曾寄住大佛寺、南岩寺。僧善诗，今存隐剡诗24首。茶诗很多，最有名的作品是《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赋客秋风起，净师昼卧惊。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为茶禅一味代表作。

茶与文化名人

　  文人几乎都爱茶。涉足新昌的历代文化名人中，称得上茶文化名人的，宋有陆游、朱熹；明有王阳明、徐渭、张岱；清有袁枚；近现代有吴觉农、吕元福、周大风等。他们来新，或探胜访幽，或结亲会友，流传不少与茶相关的诗文佳话，不仅丰富了茶道茶艺，也提高了新昌地方文化的品位。

　  陆游与新昌石氏结姻亲，曾游新昌山水。一生嗜茶，诗曰“我是江南桑苧翁，汲泉闲品故园茶”。一生创作茶诗今存300多首，均属上乘。陆游仕途多舛，心情郁闷，只有茶让他开心。“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以“分茶”、“写字”来消解愤懑之心。“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灶具就烹煎”、“幽人作茶供，爽气生眉宇”、“卧石听松风，萧然老桑苧”，写饮茶之乐，笔墨清丽。他特爱家乡越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认为日铸茶胜过顾渚茶。陆游是茶文化行列中一位大家。

　　朱熹，曾四次到新昌，留在新昌的诗文及遗迹甚多。他也是一位茶人，《茶灶》诗：“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意境清远恬淡。《朱子语类·杂说》载：“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吃茶悟理”，不愧哲人。

　  王阳明，晚年讲学于稽山书院，新昌之士林翘楚或受业门下，或切磋学术；受王阳明影响最大。阳明亦爱茶，留存茶诗数首，中有“松涧鸣瑟惊栖鹤，竹里茶烟起定僧”、“望远每来成久坐”之类描写，可谓深得茶禅三昧。

　  张岱（1597～1689），字宗子，号陶庵。明亡，家被毁，他义不降清，避兵于嵊新山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备尝艰辛。曾隐于大佛寺，留有咏佛诗。他的作品《斗茶檄》是茶文化中名文，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水淫茶癖，爰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绝……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一壶挥尘，用畅清谈……”。又著有《茶史》，他对茶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袁牧，乾隆四十七年来新昌，淹留颇久，作有《观大佛》、《过天姥》等篇。袁善品茶，《随园食单》中记载：“杯小如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说得非常到位。

　  当代茶圣吴觉农是新昌女婿，因夫人陈宣昭系新昌西坑人。故于1936、1961年曾两次回新昌考察并指导新昌茶叶生产。陆羽和吴觉农，古今两位“茶圣”都和新昌茶叶有缘，实乃新昌茶业之光荣。

　  吕允福，新昌人，吴觉农学生。继吴任省茶叶改良改场场长，建国后在西南农学院任教授。著《茶树栽培学》、《制茶学》等书，驯化云南良种大叶茶，在四川推广30万亩；创造快速育苗新技术，加工高级红碎茶，促进外销，贡献巨大，受中央表彰，任全国茶叶协会名誉理事长。

　  周大风，著名音乐家。创作《采茶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极受国内外观众喜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周早年任新昌中学音乐教师，深入农村，体验茶农生活，为此曲创作打下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后，新昌“大佛龙井”异军突起，迅速誉满全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尉健行、姜春云，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著名作家金庸，香港凤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昌女儿吴小莉等，纷纷前来参观访问，对新昌名茶赞赏不绝。

茶与民间习俗

　  新昌的民间习俗中有不少与茶相关的东西，就是地方性民间茶文化。

　  新昌人赡养长辈和招待来客统称“待茶待饭”；衡量生活水平高低则以“三餐茶饭”、“四季衣衫”如何做标准。招待不周，说声“粗茶淡饭”；向客人致歉意，总是说“茶汤不喝就走，太客气了，实在对勿住”。“茶汤”二字，在新昌人的意会中包括所有食品。“茶”字内涵丰富，外延是被远远扩大了的，如出售糕点果脯的食品店称“茶食店”；贵客临门时，用以招待的点心有“莲子茶”、“桂圆茶”、“鸡子茶”，稍次有“米海茶”。凡用来泡饮之物也统称为“茶”，如“菊花茶”、“秋蒿茶”、“六月霜茶”、“金银花甘草茶”、“胖大海茶”。其中，有些是野生植物，有些是药用植物。这里面包含茶之为用的历史演变信息。人类最早发现的茶叶是野生的，人工栽培是后来的事。最初的饮用法是生叶煎煮，后来才逐步改成晒、蒸、炒制，由煎改为冲泡。新昌方言中“药茶”不分，也是历史信息的孑遗。旧时无西医西药，中医都用汤剂，因此服药也叫“吃茶”；生病时，就劝人“请位郎中先生看看，吃几帖茶就会好的”。

　  茶可药用，使人感到茶之灵异；茶转化为祀鬼神之祭品和办婚丧大礼的供品，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旧时，民间供桌上放上三只茶盏六只酒盏，三六成九，含多数之意，名曰“三茶九酒”，已成常规；每次庙会，也必有庙首“供茶而退”这一仪式。陈设“茶果米”，是件很有特色和趣味的事：用少量米拌一小撮茶叶，放在直径5厘米左右的圆形小瓷碟上，称为“茶果碟”；在家祭祖，或在野外请山神土地和孤魂野鬼时也用此物。笔者猜想，茶米为生活必须品，以必需品祭祖及鬼神以表虔诚吧？犹如欧洲人用“盐和面包”迎接来宾，是同一道理也未可知。

　  婚礼中弥漫着茶香。结婚以茶为礼，聘礼叫“茶礼”；受聘叫“吃茶”。“茶”成为婚姻同义语。据说取“茶不移本，植必子生”之意，“婚礼用茶，从一之义也”。

　  创设茶亭，施茶以惠行人，是新昌茶风俗中最可赞扬之事。县内多山，山道崎岖难行，路人每有干渴之虞，于是施茶之举顺时而起；实为公益义举，良风美俗。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县内各村岭路上设茶亭路廊施茶。附设于庵内叫茶庵，总数有300多处，资金来自捐募赞助；全县共有茶田1000余亩，请专人负责烧茶供应，千年不衰。茶亭内立有碑记，刻着捐田者芳名和管理办法。倘能搜集这些碑记，也不失是地方茶文化一份宝贵资料。有些规模较大，田产较丰厚的茶亭内，还配备草鞋、灯笼、草帽、药物之类，供行人急需时无偿取用，起到了解困济危作用。路廊内置陶缸或木桶盛茶，冲泡物用粗茶叶，也有以秋蒿、六月霜之类的；用一节小竹筒代替茶杯，开口处切成斜形，中间穿上竹柄挂在茶桶边。路廊还有一个作用，行路人在内歇脚时聊天，传新闻，讲故事，很能长见识，成为民间文化的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