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故唐宋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精神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民间凡富裕士子游女也多衣锦绣。《花间集》词多咏五代蜀中男女情事，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韦庄)；除穿戴又借多种绣品及图案抒发情思并点染境界，如“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 (温庭筠)，“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顾曾)等等，尽管是词人之语，也可探知当时风俗；女红之盛，由闺阁的特定背景描写可见一斑，如“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韦庄)，“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毛文锡)，诸如此类，几乎成了香艳脂粉套语，如“绣户”不少是指大户人家雕梁画栋的屋宇，如王倨“绣户雕轩文杏梁”。上举词中每每用金钱绣鸳鸯鹧鸪，那直是富豪之女的事，如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所谓绣楼绣阁，当是大家闺秀的所在。但也看出刺绣及绣品在妇女生活中的重要。

二、蜀绣传绘画之神韵 灭针线之痕迹

　  古蜀绣品极少传世，较早的“北宋蜀绣双冠图片”，绫地，绣片高44厘米，宽30.7厘米，上绣二株鸡冠花、孤屿、水草水波纹，一雄鸡屿上昂首振翼催晓，上端钤“明昌御览”玉玺一方。明昌是金章宗皇帝年号，可能是宋朝廷赠给金国的。中国古代的山水花鸟画的成熟期在五代，其突出代表便是西蜀南唐的画家如黄筌、荆浩等。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花草禽鸟之绣非如此细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题材之自然清新，比较龙凤及汉唐流行纹样更富于生活气息。后代言及绣者之工，就说“工仿宋绣”，赞扬“精刺绣”者，即言其“能灭去针线痕迹”，直称“针神”。此乃仿宋画之工，甚至有直谓“绘绣”的。

三、蜀绣显著的特点，具一气呵成，气韵连贯的艺术效果。

　  一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达爱心的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互生恋情，违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瞒着。荷包随身佩带，除装钱物又作装饰，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因以彩色丝线刺绣，故必出自闺阁，送心上人，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喻有情人终不分离，针针线线，极尽工巧，最见女子惠心深情。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料的绣品。《史记》载“楚庄王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皇帝宠物穿绣图丝衣显是极尊贵；战国“齐纨鲁缟”很有名，这大概与齐郡尚刺绣、“恒女无不能”有关，丝织绣品大量制作在当时是极奢侈的，所以齐国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四、蜀绣辉煌: 朝廷授五品军功 巴拿马国际金奖

　  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授予五品军功，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 

　  但蜀绣之形成专业比官方劝工局更早。道光年间(1830年)，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如生产、销售等)的利益，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劝工局成立，蜀绣业更加兴盛。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三类：穿货(生产礼服、霞披、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采帐等)，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

五、蜀绣在民间广为流传男绣工独树一帜

　  蜀绣在民间广为盛行。当时成都周围郊县农村以刺绣为副业者众，有些家庭代代相传，故民间不乏刺绣高手。但劝工局对刺绣大力研究与创制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刺绣业的发展，刺绣商号及绣铺增多。从方志所列清末成都之绣工出品及劝工局之绣工出品工程，可见蜀绣在当时已非常注重日用品的出产。这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方面，生活需用，民间即不乏绣制。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如成都王松轩女史便自制彩线，以名家粉本绣之，尤工小品，市多争购。那时绣品时兴，尤今青年之穿休所以爱家多慕世间名品。如上海露香园顾氏之绣，由明代传至清，着意宋元名画题材入绣，点染成文，无不精妙，世称顾绣，是典型的闺阁画绣，几成民间刺绣代表。清末成都同苏杭相同，锈铺多打顾绣招牌，虽属意包装，以示其绣品上佳，但也昭示蜀绣能吸纳顾绣技艺。据说清道光年一从苏州调任四川的官员随带戏班中便有三个绣衣师傅，均为男子，皆顾绣技法。后招徒授技，顾绣之法遂融于蜀绣。于今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子，其因就是当时招徒囿于世俗之礼而不能招闺中女。

六、蜀绣面临失传有识之士呼吁保护

　  今天四川的刺绣似又回复女儿本色，难见男性绣工。梁张率《绣赋》有云：寻造物之巧妙，固饰化于百工……顾影自媚，窥镜自怜，极车马之光饰，尽衣裳之妊妍……言绣之技，绣之情，绣之美，非女儿之作不能形容如此。若没有女工的刺绣印象，又焉能领略绣绷花鸟逐时新，活色生香可夺真的闺中情景及感受金针银脚从人看，愿度鸳鸯满世间(清樊樊山《忆绣》诗)的儿女情怀。　四川蜀绣的刺绣工场远不是过去小姐绣楼的情调，也非慵线懒针，作为一门古老工艺，蜀绣以其独特的技法(如双面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与富于浓郁地方特色的图案(如芙蓉鲤鱼、竹林马鸡、山水熊猫花鸟人物等)受东西方人青睐，因是商品而能购得，因是工艺品而能蕴含并传导民间文化，这又是蜀绣及其爱家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