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道”具体又展开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更多地与自然、宇宙相联系，其涵义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中已得到某种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首先区别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相对于多样的现象，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以道为存在的终极原理，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扬弃了彼此的分离而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涉及的，主要是世界的变迁、演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这种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什么来把握？其中是否存在内在的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看作是对以上问题的解释。

    这样，一方面，干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换言之，道既被视为世界统一的本原，又被理解为世界发展的法则，在道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无序变迁，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序的形态。

    除天道之外，道还兼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具体体现在这种规范系统之上。道的以上涵义与道的原始涵义相互联系：如前所述，道的原始涵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意义。中国文化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文化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

    孟子曾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的“道”同样包含价值原则、规范之意。规范的作用之一是提供评价行为的准则：行为如果合乎一定的规范，便被理解为正当的。反之，如果行为不合平原则或规范，则往往缺乏正当性，从而也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既不同于特定的事物，也有别于具体的知识技能。

    作为把握世界的不同形态，“技”与“道”之分同时又涉及知识与智慧之别。如后面将进一步谈到的，与道相对的所谓“技”，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经验性知识，知识总是指向一个个具体的对象，“道”则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后者意味着走出知识的界限、达到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中国文化而言，惟有与“道”为一，才能达到智慧之境。要而言之，“技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意味着从知识走向智慧。

    “以道观之”：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整体性

    如上所言，所谓“技进于道”，便同时指从知识性、技术性的了解提升到智慧层面的把握，而对世界的智慧层面的理解，则以认识世界的真实形态为指向。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既表现为普遍的价值原则，又涉及对世界的认识，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相应地既指所坚持的价值原则具有前后一致性，也表明对世界的理解包含普遍、确定的内容。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同样具有观念的形态。从逻辑上看，“闻道”与言说相联系：“道”之可“闻”，以“道”之可言说为前提。事实上，除了道路之外，“道”的原始涵义还兼涉言说。《诗经》中即有如下句子：“中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道”的言说义从本源的层面为“道”之可言说提供了历史前提，儒家关于道的理解，较多侧重于这一方面。就其内涵而言，“闻道”与“求道”、“得道”处于同一序列，意味着对真理的把握。不难看到，在此，“道”已具体化为对世界的真实认识。

    与“道”的真理形态相联系，中国文化往往区分“为学”与“为道”，在《老子》那里，便已可看到这一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一个经验领域的求知过程，其对象主要限于现象世界的特定对象；“为道”则指向形而上的存在根据，其要旨在于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发展原理。在《老子》看来，经验领域中的“为学”，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益）的过程，以世界的整体形态为对象的“为道”，则以解构已有的经验知识体系（损）为前提。在此，“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具体表现为知识与智慧之分，而以智慧形态呈现的道，则同时表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

    类似的思想也存在于庄子。在《天下》篇中，庄子曾对他以前及同时代的各家各派的思想做了分析、评论。在他看来，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物，往往各自注意到道的某一个方面，而未能全面地把握道，由此导致了“道术为天下裂”。这里的道术，即是作为整体的真理，而在诸子百家那里，它则被分裂成各种思想的片段。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蜂起，各家各派各立己说，相互争论。

    同样，在儒家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道之整体性的肯定。荀子曾对以往各种儒家学派以及先王或圣人的各种观念、学说做了比较和考察。在他看来，真正的大儒，总是有其一以贯之的道，这种道表现为对世界的稳定、完整的理解，后者体现于不同的知行过程：“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作为认识世界的具体形态，道在应对变迁的过程中展示了其前后的一贯性（恒定性）。

    与肯定和坚持“道”之统一性相反相成的，是扬弃“道术为天下裂”，荀子的“解蔽”说便侧重于后一方面。“蔽”即片面性，“解蔽”则是要求克服各种片面性，以达到全面的真理。按照荀子的理解，事物只要存在差异，便蕴含导向片面性的可能：如果仅仅看到其中某一方面，忽视了其他方面，就会陷于片面。就认识世界而言，唯有不断地克服这种片面性，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种真理性的认识具体便展开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其内容表现为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克服各种片面性，达到对世界的真实理解。通过以道观之而获得真理，同时意味着达到道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