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它收拾上古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在孔子时，已流行于列国，凡朝会聘问，通行赋诗。诗在当时话语权中居重要地位，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可以培养提高人的联想力、观察力、合群性和讽刺能力，它所蕴涵的道理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主，而且会丰富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无以言”，是指合乎礼乐的“文”言、言说、议论，是表达个人和国家意志、志趣的言词，“诗以言志”。不仅赋诗、引诗在言志，听诗者也在观其志，并体会赋诗者的贤与不肖及其国家的盛衰。换言之，志在于表达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情感精神等层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可以体悟到其核心话题是“德”，与《尚书·周书》有相似之处，《诗经》德字72见，道字29见，道与德是以德为主导、为核心。德作为核心的话题，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而表现为：
一是修德配命，周初思想家为论证周代商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原则。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文王有显德，敬事上帝，思得多福，其德正而不违，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周之所以受天命而代商的原因，就在于文王有德。之所以要有德，是因为“天命靡常”。上帝的意志变化无常，王权予夺的命令也非永恒不变，上帝根据有德与无德而做出予或夺的改变。“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在于自修其德，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命，就能获得盛大之福。周公训导殷人，殷未失天下之时，其德尚能配天，后失德而失天下，你们殷人要修明德行，永远配合“侯于周服”的天命，这样才能获得上帝的赐福。此与《尚书》“以德配天”思想相一致。
周人不仅要求殷人和其他诸侯国修明德行，而且要求周人自己特别是君王要像文王那样修明德行。文王的品德，纯一不杂，与天相配无间。后继者只有弘扬文王的功德，才能永言配命，上帝保佑周王朝长治久安。
《诗经》强调修德配命，怎样修德？修德的方法和途径是“自求”，即依靠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和主体自我的道德修练，而不能依赖他律被动地修德，因为这样修德就不能持久；自求修德，是为了达到“配命”的价值目标，即与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自求修德的结果是获得“多福”。这就构成了配命——自求修德——多福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凸显了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功能和作用。换言之，主体人可以达到配命，也可能达不到；可以获得多福，也可能不获。主动权不在天、上帝，而在人自己。
二是爱民之德。配命——修德——多福，都与民心向背不可分，得民心，就需要修德爱民。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上帝眷念文王的明德，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不轻启兵革战争，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体现了爱民之德。所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帝威明地监视天下，观察四方，以求人民的安定。殷纣王没有安定人民，失去了民心，导致天命转移。上帝看到了周国善于养民养物和大伯王季(文王父亲)的德行，“继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上帝能度王季的心，使其有分寸，又清静其德。使其具有能察是非、能分善恶、教诲不倦、赏庆刑威、善和遍服、上下相亲的六德，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得到上帝的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