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杰出的作家蒲松龄，一生兴趣广泛，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其中，三国人物和故事，也是他屡屡涉及的题材之一。

    清代杰出的作家蒲松龄，一生兴趣广泛，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其中，三国人物和故事，也是他屡屡涉及的题材之一。

    据盛伟先生编《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蒲翁今存的三国题材著述包括：小说3篇，文4篇，诗2首，俚曲1套。在蒲翁多达数千篇（首）的著述中，这类作品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不过，在蒲松龄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对这类作品作一番探讨，对于了解明末清初三国文化的社会影响，对于全面把握蒲松龄的思想，还是颇有价值的。

    蒲松龄的3篇三国题材小说，均收入其煌煌巨著《聊斋志异》。它们是：《曹操冢》、《甄后》和《桓侯》。

《曹操冢》篇幅很短，为方便读者，兹抄录如下：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作者: 中华国学网）

    异史氏曰：“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耳！”

    关于历史上曹操的葬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道：“（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按：曹操时为魏王）崩于洛阳……二月丁卯，葬高陵。”高陵在邺城之西，又称西陵。当其下葬时，曹植作有《武王诔》，其中写道：“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可为《武帝纪》佐证。应该说，当时并无“疑冢”之说。所以，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沿用了《武帝纪》的记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尽管官方对曹操的评价还是有褒有贬，但社会上却已形成比较普遍的“尊刘贬曹”心理，从苏轼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笔记便可见一斑：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东坡志林》卷一）

    及至南宋，“贬曹”心理更甚，对曹操奸诈性格的抨击也越来越厉害。在一片嘲骂声中，关于曹操设置疑冢的传说应运而生，以表现其至死不改奸诈本性。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疑冢》条记云：“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蒲松龄的这篇小说，正是在这一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创作出来的，情节虽不复杂，想象却颇为奇特。曹操的真墓竟在七十二疑冢之外，这是那位自认为聪明的俞应符先生也想不到的，其位置的选择可谓煞费苦心；然而，最终还是被“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和蒲松龄的评论，无疑是对曹操的又一次抨击。

    与《促织》、《席方平》、《阿宝》、《连城》、《葛巾》、《青凤》、《娇娜》等名篇相比，这3篇小说在《聊斋志异》中并非上乘之作，因而名气也不那么大。然而，在三国题材小说的发展中，它们却以故事的新奇而别具一格，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蒲松龄的三国题材诗文，分别收入《聊斋文集》和《聊斋诗集》。4篇文是：《关帝祠》（碑文）、《关帝庙碑记》、《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均为短章。其中《关帝祠》碑文篇幅尤短，兹照录于下：

    蒲家庄旧有关帝神龛，众嫌其湫溢而亵圣像，欲大其规模，而又为基址所限，乃鸠工庀材，稍式扩之。非敢言庙貌，亦聊蔽风雨云尔。

    寥寥数语，略述蒲家庄修建关帝祠的由来，仅供备忘而已。

    《关帝庙碑记》乃为孙咸吉代笔之作，所记的关帝庙在历城县。文中对关羽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作了这样的阐释：

    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何神之？以其不容已于人者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何知？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故佛道中惟观自在（按：指观世音），仙道中惟纯阳子（按：指吕洞宾），神道中惟伏魔帝（按：明代万历年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而关圣者，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所以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何以故？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

    将关羽与佛教中的观世音、道教中的吕洞宾相提并论，认为其“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原因在于“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关羽怎样由历史上号称“万人敌”的勇将一步步走上神坛，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这里不去多说；蒲翁的分析虽然过于简略，却也有一定见地。

    《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亦为代笔之作，其中对关羽的社会影响也有类似的阐释：

    闻仙人言：神之中壮缪（按：关羽死后，蜀汉追谥为壮缪侯），佛之中观自在，仙之中纯阳，其愿力洪大，欲普济大千。故其神气常游人间，与世最迩。匹夫妇之颠连，辄觐其颜，得其拔拯。无他，以其无日不在寰中，故忠孝可相格，精诚能相通也。至我关帝，位尤尊，灵尤著，正气满宇宙，普视一切，往往于云气之杳冥，示现神威。故愚无知者，冤愤填胸，必且宣圣号，必且持片牒，赴诉庙堂。夫天神地祗充盈世界，何以独哀我夫子？总以公喜雪不平，拔诸苦恼，故疾痛则呼之。神在与否与？未可知。顾瞻其上，瞩其左右，而眸炯炯，而髯修修，而巨刃銛铦，则神固洋洋焉矣。四海之广，无村不龛，无城不祠宇，无一衢一巷不香火。苟非至圣大神，泽及后世，何以得此？

    《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也将关羽与观世音相提并论：

    西州圣人，时游宇宙，南海大士，日洒慈悲，拔济群生，良非浅鲜。故瞥闻名号，则大众焚香；瞻仰威严，则五体投地。岂有所强而然哉？诚以赤马青锋，覆庇民社；圣瓶杨柳，沾溉儿孙，深入人心，不能已已。

    严格地说，这4篇文章均为应用性文字，其中2篇还是为人代笔之作，算不上真正的文学创作，蒲翁写作它们时大概并未花费太多心血。但4篇文章竟然全部是关于关帝祠庙的，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关帝崇拜之普遍。后人在对此感到惊异的同时，不能不仔细体味其文化史意义。

    蒲松龄的2首三国题材诗，一首为歌颂刘关张的七言歌行《三义行》：

    黄巾扬尘天欲倾，炎火一线等秋萤。大耳君王真龙子，朱旗卓地拔刀起。蒲东赤马髯将军，英雄并驱独逸群。忠肝义胆照白日，摧斩猛将如缚豚。桓侯横牙眼睛碧，叱废千人声霹雳。眼底原自无中原，曹瞒就擒况孙策。楼桑刑马血盈樽，阳为君臣实弟昆。性耐刀槊志不易，义气耿耿光乾坤。二心臣子胞兄弟，应过庙堂羞欲死！

    诗中对刘关张形象的描写，大处着墨，颇具神韵：刘备的“朱旗卓地拔刀起”，关羽的“摧斩猛将如缚豚”，张飞的“叱废千人声霹雳”，均虎虎有生气，而又各具特色。“楼桑刑马血盈樽”一句，纯由《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情节而来。作者热情讴歌了刘关张“君臣而兼兄弟”的关系，赞颂了他们至死不渝的情谊，誉之为“义气耿耿光乾坤”，而对那些“二心臣子胞兄弟”则予以鞭笞。全诗感情强烈，气势飞动，笔墨酣畅，具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首为咏怀诸葛亮的五言古体诗《读三国志》：

    怒河堤欲决，大捷不能堙。冬寒地欲坼，烈火不能温。诸葛隐南阳，抱膝掩柴门。有桑八百株，有田足耕耘。岂不谙时势？难酬三顾恩。蜀中无寸土，白手定三分。秋风五丈原，千载泪沾巾。不必泪沾巾，存亡固有因。天将灭炎火，昭烈无后人。此乐不思蜀，哀哉无道昏！武侯即长生，安能为大君！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楷模，诸葛亮一生可歌可咏之处甚多，作者别具只眼，单就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落笔。开头四句，以形象的比喻，说诸葛亮坚持北伐，“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还是无法改变蜀汉的命运。继后六句，说诸葛亮原本可以清闲自在地隐逸终生，他出山辅佐刘备，不是不明时势，而是要报答三顾之恩，这是唐宋以来许多士大夫的共同看法。以下四句，前两句称颂诸葛亮“白手定三分”的赫赫功业，后两句则叹息他病逝五丈原的命运悲剧，对照十分鲜明。最后八句，剖析了诸葛亮大功难成的原因：一是天时已去，二是后继无人。全诗纡徐委曲，感慨深沉，颇为动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蒲松龄并不以诗著名。这两首诗，思想上并无特出之处，艺术上却各有特色，在其全部诗作中堪称优秀之作。

    蒲松龄的三国题材俚曲，题曰《快曲》，系由《三国演义》第49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后半及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情节衍生翻新而成。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历史上的曹操在赤壁遭到火攻后，确曾败走华容道，境况十分狼狈，但并未遇到任何埋伏，自然也谈不上被关羽“义释”的问题。《三国演义》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虚构《诸葛亮智算华容》，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虚构《关云长义释曹操》，则是为了深刻表现关羽的“义绝”形象③。这一情节，是《三国演义》中刻画人物性格最成功的篇章之一，在广大读者中影响非常深远。但在《三国演义》流传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对曹操竟然被放跑的结果感到不满，――其实，历史小说创作不能不受基本史实的制约，《演义》作者自然也无法改变曹操从华容道逃走的结局。――于是便自出机杼，另行设计自己喜欢的结局。蒲松龄的《快曲》正是这样的作品之一。 　　《快曲》共分四个部分――“四联”。第一联《遣将》，写诸葛亮祭起东风后，在周瑜发起总攻之前回到樊城，为刘备方面调兵遣将。他先派赵云到乌林埋伏，继派糜竺、糜芳在葫芦峪埋伏，轮番火烧曹兵；再派张飞顺路北截杀曹操的残兵败将，午时在双陵头大路上歇马；唯独不给关羽分派任务。关羽不忿，立下军令状，到华容道拦截曹操。这一部分，与《三国演义》所写大同小异。第二联《快境》，写曹操在赤壁遭到吴军火攻，惨败而逃，在乌林、葫芦峪先后遭到赵云和糜竺、糜芳的截杀，越发损兵折将，张郃腿上还中了赵云一枪。到了华容道，曹操身边只剩下16人，而且人困马乏，斗志消沉。忽见关羽率兵冲出，吓得曹操魂不附体。经张辽献计，曹操软语告求，趁关羽犹豫之际，纵马逃走。关羽大喝一声，其余16人一齐跪下，关羽不忍动手，也全都放走。这时，一路截杀曹兵的张飞见午时已到，按照军师的命令，到双陵头大路边的树林里歇马。不一时，曹操逃来，张飞奋勇杀出，不由分说，一矛将曹操刺落马下；许褚来救，也被一矛刺死；其余曹军，各逃性命。张飞命令割下曹操、许褚的首级，回去报功。第三联《庆功》，写赵云、糜竺、糜芳先后回营献功，孔明一一斟酒庆贺。关羽无精打采而回，自知理亏，只得任凭军师处置。孔明下令将其斩首，刘备说情，孔明不允。在此关键时刻，张飞赶到，大叫：“军师！曹操贼头在此。饶了二哥罢！”众人都道：“可喜，可喜！”孔明这才说：“既然斩了曹操，大家贺喜，把罪人释放，讨他不得入席。把头挂起，鼓吹饮酒。”席间，孔明命将曹操首级挂在百尺高杆上，众将比赛弓箭，射中者，大家喝一大杯祝贺。张飞、赵云、糜竺依次射中首级，大家喝一次采，饮一杯酒；糜芳的箭歪了一点，射落曹操的一只耳朵；关羽也要求射一箭，结果射中曹操的左眼，得以免罪，赏酒一大杯。于是众将尽欢而散。第四联《烧耳》，写刘备君臣散后，军士们也分队饮酒。一队军士就坐在悬挂曹操首级之处，一边喝酒，一边咒骂曹操。众人越骂越恨，便将糜芳射落的那只耳朵烧熟，每人咬一口以出恶气。接着，又一边喝酒，一边讲说截杀曹操的经过。酒足兴尽，方才各自散去。这些情节，想象大胆，格调夸张，完全不受基本史实的约束，故事的编织体现出民间文艺的自由和随意。篇末的〔清江引〕唱道：“天下事不必定是有，好事在人做。杀了司马懿，灭了曹操后，虽然捞不着，咱且快活口。”这表明蒲松龄清醒地知道作品内容的虚幻性，“不必定是有”；他这样写，只不过是“咱且快活口”的怡情之作罢了。

    蒲松龄在《快曲》中将曹操的结局写得如此可悲可怜，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与蒲松龄大致同时的毛宗岗，在其评改的《三国演义》中强化了“尊刘贬曹”的色彩，在《读三国志法》中称曹操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其父毛纶，不仅主持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而且曾“拟作雪恨传奇数种，总名之曰《补天石》”，其中一种是《丞相亮灭魏班师》，显然也是以主观情志改铸历史的泄愤之作。对于毛氏父子的言行，有学者认为意在反清复明。与毛氏父子相比，蒲松龄对曹操的嘲骂更加强烈，是否也出自反清复明的思想呢？我认为，生当明末清初的毛氏父子，对于入主中原不久，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大肆屠戮的满清统治者有所抵触和不满是很自然的；但要说他们的言行都是出自反清复明的动机，则缺乏根据。实际上，他们的“尊刘贬曹”，主要是继承了数百年来普遍的社会心理，其中既有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分，也有广大民众对忠奸、正邪、善恶的评判和选择。同样，从蒲松龄一生的经历和全部作品来看，其思想的主导因素乃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看不出多少反清复明的意识，他对曹操的嘲骂，也只是民间“贬曹”意识的一种鲜明表现而已。

    在艺术上，《快曲》风格明快，语言通俗生动，具有浓郁的民间文艺色彩；但整个说来，尚未达到一流作品的高度。

    综观蒲松龄的三国题材著述，笔者初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其一，《三国演义》问世以后，经过大约300年的层递传播，到蒲松龄生活的清代初期，已经普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其二，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随着《三国演义》的日益普及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加上各种文艺样式的移植、改编和再创作，“尊刘贬曹”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对刘蜀集团主要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肯定和颂扬，对曹操的贬斥和批判，在清初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对关羽的尊崇尤为突出，不仅庙宇遍布天下，而且成为老百姓最熟悉、最信奉的神祗，形成一种独特的“关公文化”现象。

    其三，身为乡村塾师，既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深受通俗文艺熏陶的蒲松龄，完全认同这种“尊刘贬曹”的心理，使之成为自己的三国题材著述的主导思想。

    其四，蒲松龄的三国题材著述，有的是以虚构为主的文学创作（3篇小说和1套俚曲），有的是咏怀言志的作品（2首诗），有的则是侧重应用的文字（4篇文），功用原本不一，水准也参差不齐。然而，作为一位声望日隆的杰出作家，这些著述不仅传播了三国文化④，而且丰富了三国文化。这一点，乃是蒲松龄对于中国文化的又一贡献。

注释：

    ①《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刘桢传》注引《文士传》曰：“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指曹丕）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曰：“桢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②曹操临终前写的《遗令》中，命曰：“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作为，可学作组履卖也。”

    ③参见拙文《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关云长义释曹操〉赏析》，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4期，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④我一直持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这种广义的“三国文化”观，比之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参见拙作《“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初稿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修订稿载《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并先后用作《三国漫谈》和《三国漫话》的结语。（作者/中华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