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5高龄的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50岁才

    半路出家，转行研究语言文字学，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他又被称为“新潮老头”，虽已百岁高龄，每天还要看书读报、至今仍勤于笔耕、喝“星巴克”咖啡，看电影大片。本文记录了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

    他完全有资格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婚姻——有爱有敬就美满幸福   

    记者：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记者：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讲，“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隔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记者：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视野——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记者：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三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19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记者：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记者：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笼统地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文化不分国家，我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

思想——要更多打破自我束缚

    记者：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轨道：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一次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 吴虹飞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