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同谢稚柳是相交甚密的挚友。上个世纪40年代，谢先生还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教授，接到了张先生的邀请，便毅然辞去教授之职，同往敦煌考察，情谊之笃，可见一斑。张先生门生遍布天下，有些甚至比谢先生还要年长，但见到谢先生都以谢叔叔相称。张先生曾明示弟子，学花鸟画要师仿谢先生。甚至在1948年，张大千离开大陆的前夕，俩人还同在上海谢家作画。可是，自1948年至1983年张先生离世，亲如兄弟的俩人再未相见过，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如今，两位艺坛巨子虽已相继离世，但一幅幅细藏往事的书画墨迹还在流传，诉说着他们当年的情谊。

    2007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谢稚柳早年的画作《槲树啼猿》。画面从左上角纵横伸出两枝树干，皴染分明是宋徽宗的家数。几组阔叶掩映其间，设色古雅，丝丝不苟的神貌，散发出宋人院体绘画特有的朴拙。一只黑猿舒展双臂攀援树上，深厚繁复的点染，凝练沉稳的勾勒，古意盎然。难得的是，这幅画作在1964年得到了张大千的题诗“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哀猿怨未深。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张大千吞吐大荒固然堪称一世之雄，然而在他心中能够与自己在画艺上颉颃雁行、并驾齐驱的，恰恰是这位“柳弟”。三分天下又何人？放眼望去没有人选了。在倾盖相交之中，在生死契阔之后，昔年莫高窟前的万里流沙，青城山中的满目葱茏，映照着他们敲诗联句、谈书论画的身影。《槲树啼猿》在当年拍出了近300万元港币的天价，可以说除了艺术层面的高妙技艺以外，感人的故事所寄托的英雄相惜的当年情意，使之更有意蕴，因而更加难得。

    上海一别，俩人谁也未曾想到竟再无相见之日。三十年的分别，鱼雁无踪，音讯全无。直至张大千离世前一年，云外青鸟辗转带来了友人的问候，张大千信中说：“闻弟中风，至为不安，爰亦衰病步履维艰，索性尚可操笔，不至饥饿。老年弟兄，一别遂至三十载，何时使得风雨联床耶，望万万自重……”满纸离愁，感慨万千。随信附上一幅画作——《落花游鱼图》。飘荡摇摆的柳条中，一只山雀踞石独立。多亏左下角几只嬉戏于落花之间的游鱼，才为这孤寒冷峭的意境，添了几分暖意。步入耄耋之年的张大千，笔墨的确已显荒疏。落款却写明，是让老弟看看自己的龙钟老态！人世沧桑，离情难禁，读及于此，有情人能不泣下？尺幅丹青，藏深情几许，画中的故事，或许才是许多藏家的收藏之旨吧。

    文人怀念故情总有含蓄而特别的方式，讷于言表却一往情深。上世纪80年代，张大千先生离世前半年，谢先生默默找出了张先生分别之前未及完成的一幅荷花，用自己精研多年的落墨法将其补成，于是有了情韵深长的《朱荷图》。绽放的花头用朱红填满，曳曳生姿，美不胜收。两旁题满长跋，字字句句全是与大千日后重逢、展卷同观、开怀解颐的期待。然而“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他们并未等到这次重聚，半年之后，张大千撒手尘寰。撇去《朱荷图》高超精妙的艺术价值不谈，两位高手天海相望，相隔数十年苍茫红尘岁月的合作所体现出的深厚难言的情谊，感人肺腑，令人泪下。画作本身就是见证，历史的见证，情谊的见证。

    华辰拍卖公司书画部主管薛峰先生指出，藏品背后的故事本身有着宝贵的价值。其一，它是历史的记录。就像我们读一首诗词一样，“读其诗而不知其人，可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每一件作品的由来、背景就是历史的见证，弄清了它，会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其二，于市场而言，作品的来历可以作为可信度的见证。许多藏品的来历故事牵强附会，薛峰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前些年曾轰动一时的“张大千赠与谢稚柳的”的巨幅山水画。从以上张谢之间的互赠可以看出，谢稚柳是张大千最亲近的挚友，若要以这么大的作品相赠，必是客气，绝不会发生在挚友之间。故事本身就是证据，有了证据就可以推断，这为书画鉴定提供的帮助不可估量。其三，故事间接体现着作品的艺术价值。故事讲述着情谊，文人之间的相赠必然是精心的创作。比如张谢不仅仅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他们二人之间的相赠则必是有别于其他作品的。艺术品的评判标准有两个：美术史家的评判和故事本身隐含的价值。其四，故事本身就是收藏的题中之旨。我们老说“艺林佳话”，“佳话”不就是这一件件表情达意的作品背后的故事吗？有心收藏的人喜欢有“佳话”的藏品，因为它不仅可以印证历史，更包含着史书所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