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苏格拉底一样，人性和“人”是孔子思想的中心。一个知书达礼、“不语怪力乱神”、有道德、有理想、崇尚知识、带着艺术、诗意的感性光辉的“人”和人的生活被确立起来，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自已独特的基础和方向。政治上，儒学是反法家国家主义的，认为人不是“国家”的工具，不是牛马，不是仅供统治和榨取奴役的对象。“天地之性人为贵。”道徳、礼乐、文化是人的本质。发展与完善这一本质是为政的最大目标。这在精神上是与近代自由主义而非专制主义、强权主义相通的。它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得到了“士阶层”的倾心拥护，得到了一切要使人成为人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回应。观察儒学，这是我们应站立的基本点。这个基本点不是可以肢解为互不相联的部分，如道德伦理是好的，政治伦理是坏的，等等。道德上，儒学极重视士阶层人格的培养：要求强毅奋发，反对“乡愿”，反对鄙污、虚伪，反对献媚讨好，“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些，就是文天祥所谓“正气”，鲁迅所谓“中国的脊梁”。它和政治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开来的。

    张先生认为，儒学的政治伦理使其不能设计出制约王权的制度，这是儒学的致命弱点。但古今中外，所有王权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制约它的制度当然也不可能设计出来。历史上，王权是从战争中产生的，是军事组织的变相。王权又是消灭战争、维持社会秩序所无法摆脱的“恶”。在中国，不论是殷、是周、是秦，是刘邦、曹操、孙权、刘备及魏晋南北朝各朝各代以及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和太平天囯，形形色色，都是“王权”——无制度制约的独裁、军事性政权。因为农民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农民的分散、闭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王权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也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使之在中国一直是依附性的力量，不能独立。农民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皇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能存在有任何制约王权的社会力量，因而思想家也不可能设计出制约王权的制度并加以实行。儒家不能，法家等也是不能的。墨子反儒，却主张尚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老子讲“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连庄子也认为“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要求儒学制约王权或反对王权，并以此对之进行评价，是非历史主义的。

    王权既不是建立在“性善论”上，也非建立在性恶论上。孔子并非性善论。“民之于仁，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也，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深感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荀子讲人性恶，政权的出现是为了建立秩序，防止争夺。汉儒、唐儒讲性三品。朱熹讲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千五百年之间，天地如架漏过时，人心如牵补度日。”王权的腐败、专横、暴虐一直是儒学抨击的对象。在中囯，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的皇权，法家参与和指导了它的缔造(商鞅变法、耕战政策、法术势学说等)，儒家是接受者与维护者，尽力所作的是为它提供仁政的为政指导思想，把法家的工具主义、严刑峻法转到教育、文化、礼乐和重视人的生命、福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积极的。这不是以“应然”为前提的主观，不是沙滩楼阁，而是切实努力的“改良”。没有儒学的转化和教育，中国的“王权”更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恐怕更会是军阀、流氓、土匪和愚昧当政，如同唐末五代，社会更不成其为社会了。

    孔子人称是“圣之时者”。今天宣讲儒学，无疑应把孔子人道、人文主义的为政理想、伦理道徳、家庭价值与个性解放、人格尊严及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思想相结合，发展为时代的新儒学、新仁学。《易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谐)”，而人心自古以来就是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个人解放和权利的。奴隶制被推翻了，因为它完全不给老百姓以权利和自由，人只是牛马、工具。封建宗法制也被消灭了，因为它虽比奴隶制好些，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完全由氏族贵族垄断。秦汉的郡县制、宰相制、贤良荐举制、科举考试制、精英政治及自耕农和工商私营，给了人们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但它也被推翻了。孔子在春秋战国之交，“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礼下庶人”，实际是站在打破氏族贵族垄断文化、政治、经济，要求向“士”开放权力的时代潮流前面的，是站在争自由、权力的历史一边的。黄宗羲等近代之真儒学亦是如此。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进程已使人从农村、家庭宗族的保护下脱离出来，成为个体、自由劳动者，进入公司、企业等契约、法权关系的网络中，如果讲儒学，仍只讲“三纲五常”、伦理、义务本位、贤能精英统治、为民作主，那当然会成为民主、法治的阻力，但这也不是真精神的儒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