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字画常见作伪方法

1． 照摹。

    摹是最易得其形似的。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第一种，古法先用涂熨黄蜡较透明的纸（称为硬黄）蒙在原迹上面，以浓淡干湿墨填成之，所以也称为双勾廓填。第二种，以纸蒙在原件上，运用浓淡墨依样摹写。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以上之法，因为勾摹时必须映于向明处（古代没有透明线），所以都可称之为“响拓”。所见唐、宋摹仿晋帖，以及宋以来摹晋、唐画等，大都用上述三种方法。五代两宋画法逐渐复杂，如出现皴染兼施的山水画等，根本无法勾摹，因此三法渐废，而大都以临写来代替了。但临写时也有先取透明纸，依形象（多半是绘画）轮廓，用浓墨约略勾出部位，取下后，再将纸绢盖在浓墨勾的稿本上，然后看原作临写，这种作法可说是半摹半临（基本上算是临本）。

2． 临拟。

    纯粹的对临，不可避免会稍离原作的形貌。它的方法是把原作放在案子前面，边看边临，这种方法是对付一些草书和比较写意的画面进行的。因为勾稿映看而摹易受拘束，草书和写意画一受拘束就显出死板的样子来，对临正可以避免这个毛病。但任何事情往往是有利也有弊，对临固然比勾摹要灵活，可是又容易失掉形似，甚或露出临写者自己的面目来。例如“三希”之一王献之《中秋帖》，就是北宋米芾的临写本。米氏是纵逸不守法的，因此这临本（有近于仿）也大露本相，试拿《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原作石刻本辅以米芾自书来对比，就能真相大白了。又临写时如果希望搞得像一些，就必须边看边作，所以在书法中的行款方面就会上下左右不相呼应（这与勾摹本的不呼应不大一样），而且在结体上也容易出毛病。绘画中山水的皴笔等，对临的有的也会出现些脱节或浑腻纷乱的现象。

3． 仿作。

一般在讲，仿作是没有蓝本的，作伪者凭自己的想象，仿学某人笔法结构，自由写作而成。大都是因为缺乏古本临摹，就不得不这样作，当然容易露出作伪者的本相来，或与时代风格不相符合。但因为自然活泼，也有容易欺人的一面。还有虽有原本，但作伪者略取大意，不予照临，亦可谓之仿。

４．臆造。

    根本不管某人的作品是怎样，随意凭空伪造，所见较多的如宋岳飞、文天祥，明海瑞的一般书法；具体的如元泰石华的画石，杨维桢的鸡、明方孝孺的松等。如泰石华（达石花）等三人，根本未闻他们是会作画的，这种明明不可能有的事，稍有美术常识的鉴别工作者，是闻而必伪的，所以也最容易鉴别出来。用这种方式来作伪画的原因，主要是取其无有对证，易于欺人，所以原为书画名手而一时又有不少伤口存世的，是较少有人去“造”它的。

    找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加盖印记，叫做“代笔”。书法代笔当然边名款都是代者一手所写，只是印记是自用的；绘画则有的款字出于亲笔，有的也可以另找一人代写，也只有印记是自用的。代笔书画虽然是经本人授意而成，和私作伪本不同，但从实质上讲，总是出于另一人之手而用着本人的题、印，仍属于作伪的行径，这仅仅是出发点有些不同而已。

二、 鉴别古字画依据

１． 书画的时代和个人风格鉴别

    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如写字，自古至今就有过许多变化。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来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画还未限制。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整齐，字字匀称，横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却是在野的文人、方行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再以书法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都能看也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句法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衷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书、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不同时代的绘画也有不同的风格。古代绘画创作的操作方式也和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的方式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至少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束画，像今天画油画似的。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框架绷绢的画法后来只在民间画工中还沿用下去。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画不同，它的效果也就处然两样，这与上述的书法效果问题是同一道理的。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折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累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奇迹”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趋势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唐宋画家注重创稿，所以说“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表现他们刻意经营。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只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同一朝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前人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这是我们判别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以吴道子的画来说，他的笔墨技法上的特点主要有三：他描绘物象不是很工致的，所谓“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人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他的作品的色彩不是绚烂的，所谓“浅深晕成”、“敷粉简淡”，而被称为“吴装”，甚至有不著色的“白画”。他在早年作画线纹较细，但后来所用的本条是“莼菜条”，可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以表现对象的细微的透视变化高、侧、深、斜为目的，带有立体感的线条。这种线条比铁线描能更敏锐地表现出客观事物的立体造型，和书汪中的草书更接近。吴道子用以组成形象的线纹一向以富于运动感和富于强烈的节奏感而引起评论家的特别注意。他的线纹的表现或被描写为“磊落逸势”，“笔迹遒劲”，“笔力劲怒”。线纹是表现手段，而其本身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助于形成一个画家所特有的风格。

    书画者执笔的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殊肘、悬腕以及下笔时的轻、重、缓、急等，写作者都有着不同的习惯。这些不同的习惯，必然在笔锋着纸时有着不同的表现，显出不同的特点。笔法形式的特点，大致有正中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顺锋、逆锋等。因此，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笔法对于模仿的人来证明，又是最不容易学得像的东西。每个书画作家，不管技巧高低，经过几十年的操练而逐步形成凝定的笔法特点，换一个人要在一朝一夕间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变为已有，是不大可能的。除了比较工整刻板、线点还容易摹得像外，稍为放纵流露作者个性的方法，刻意临摹，必然死板；取其大意，又不能和原作相像。同时，作伪者自己的一套笔法上的习惯特点，在临摹中极容易暴露出来。相反的方法特性--朴拙和精工、滞重和飘逸等等，也很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作伪者如果勉强去临摹和自己的习惯笔法相反的书画，其失败是注定的。笔法对作伪者来说，是最难突破的一关，所以我们在鉴别书画时，把笔法放在首要的地位。

２． 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

    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隋、唐、五代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摹《兰亭序》、杜牧书《张好好诗》，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无不如此。北宋以后则急剧减少，但北方辽金的经纸还用麻料。以后用麻纸作书画的则几乎没有。

    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同时又随着手工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精细的佳作。此种质料亦发暗无光，仅比麻纸稍亮一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还有用桑树皮造的纸，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为扁片形。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以后，树皮纸产于全国。竹料的造纸用于书画始于北宋。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不采用。竹料造纸其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或硬刺形，转角外也见棱角。北宋中期后，造书画纸的原料已无不具备，因而从此就不易以纸质来区别时代的前后了。

３． 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

    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

    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４． 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

    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

    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黄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

    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５． 服用饰与生活用具鉴别

    因时代不同，各历史时期的服饰与生活用具都有自己的特点。宋代官服帽子，有两根较长的燕翅，分向左右两边。元代主要统治者是蒙族，他们衣冠服饰与宋代明显有异。明代人衣冠服饰又有变代，人们都是留发满头，衣服也没有领子。清代的衣冠服饰则为长袍短褂马蹄袖。

６． 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7、其它一些证据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作伪者对夏氏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所以露出了这样的破绽来，下述几例书法伪品也是以此判断鉴别的。

    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卷》（这本身是假的，姑不论），后面有宋初以“蔬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闻名的诗人林通的题跋，系伪造，因为该跋的字体是学黄庭坚的，考林通死后17年黄庭坚才出生，不可能学到黄的字体。

    唐代欧阳询书小楷《般若婆罗蜜心经》本署书写年月是贞观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经》乃玄奘法师从西域诸经中的一种，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开始译经，欧阳旬岂能预书此经？由此可以断定此帖非欧阳询所书。

    唐代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末署“杭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新唐书》本传，李邕书开元甘三年始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伪。 潜惠堂刻《灵飞经》后有赵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于泰定四年（1327年），赵氏时年应74岁，而赵孟俯卒于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岁。可见此跋不可能为赵书。

    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考沈度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于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凭此即可断定它是伪作。

 三、书画鉴定学识

    与书画鉴定有关的学识是很多的，这里只列举比较密切的几方面：

1、历史知识。

    古代的升华习惯、器用服饰等等，自是历史知识，但还不止于此。鉴定者除了要看见作品的意识价值外，也要看到它的历史价值。例如司马光的《通鉴稿》，书法并不佳，但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却十分珍贵。又如明人手札，存世件数以万计，它们除了可供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外，还不知蕴藏着多少历史材料。缺乏历史知识，既无法对这些东西作出恰当的估价，也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来判断它的真伪。

2、文学知识。

    鉴定书画需要有文学知识。古代书画家往往同是文学家。如果我们读过染的集子，熟悉他遗迹他同时代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然认识。遇到这一家的书画时，对他的了解就不仅仅是某件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而含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前人写字常录古人的诗文，画幅也常题古人的诗句，或标明写某某人诗意。明人写唐诗，宋诗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

3、艺术欣赏和对操作方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