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类应具有普适性
    现代学科分类，最起码应具有普适性。“国学”在中国被列为一级学科，按照普适性原则，世界各国也都应该有这一学科。但我实在孤陋寡闻，不知何谓美国“国学”、英国“国学”、法国“国学”、俄国“国学”。日本倒是有过所谓“国学”，“国学”这一词汇其实亦发源于日本。日本江户时代的一批学者，因反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教和佛教，倡导依据《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集》等一批日本古典文献，探究日本古代历史、制度、文化，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复归“古道”；他们认为，日本的“古道”或“神皇之道”，方才是日本上代生活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和儒教、佛教完全不相容。他们所命名的“国学”，又称作“古学”、“倭学”、“和学”、“皇国学”、“御国学”，在其演进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国家主义、天皇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二次大战后，这一名词在日本已很少使用，更没有听说被列为一级学科。在现代学科分类中，之所以没有“国学”这一学科，并不是世界各国不重视本国所固有的学术与文化，而是因为“国学”这一概念实在无法确定它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所必须具备的独特的科学内涵。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要求重视对儒学的研究，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古代学术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觉得都很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儒学研究院、诸子研究院，乃至《易经》研究院、老庄研究院等等，我觉得也都值得支持。但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

    “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根本无法确定
     我认为，对于“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内涵与外延都根本无法确定。其一，“国学”如果是指中国学术，那么，它就应当包含中国56个民族从古至今全部学术，因为无论如何总不能将汉族以外的蒙、满、维、藏等55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摒除在中国学术与文化之外，将近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与新发展摒除于中国学术与文化之外。其二，“国学”如果是指中国所固有的学术，那么，第一，何谓中国？是今日之中国，还是先秦之中国，或汉、唐之中国，或宋之中国，或元之中国，或明、清之中国？第二，何谓“固有”？凡借鉴、吸收与融合了外来学术、文化的，是否都不算中国固有学术？代表儒学发展一个新阶段的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了佛学思想资源，代表儒学发展又一新阶段的现代新儒学，大量吸取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它们显然都非中国所固有；当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的学术无不吸收和借鉴过国外学术资源；按照“固有”之论，所有这些，都应摒除于中国学术之外。其三，“国学”如果仅指中国“古学”，那么，不能不问，这个“古”，下限究竟是战国时代，是三国魏晋时代，是宋、元时代，还是明、清之际，或鸦片战争之前？要说比较原生态的，那只有五经、先秦诸子及包含新近出土的简牍在内的先秦其他一些著作。中国学术如果最后只能以这十几部著作为代表，这样主张者，究竟该算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还是中国文化的虚无主义呢？“国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之无法确定，充分说明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连其内涵与外延都无法厘定，却偏偏要定为一个“一级学科”，那除了造成学科结构的混乱之外，不可能给学科发展带来任何有益的后果。

    学术文化不应陷入自我封闭
    “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一概念从它在日本产生开始，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它实际上在文化学术领域奉行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拒绝或至少严重阻遏着借鉴、吸收和融合各种先进的外来文化，使本国的学术文化陷入自我封闭的锁国状态。在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自己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而且需要勇敢地主动地吸取全人类精神生产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而有自己的创新。躺在外国人身上不行，躺在老祖宗身上也不行，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充分利用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各种资源，扎扎实实地作艰苦的研究，做出和我们时代需要相匹配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文化成果，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学术文化支撑，注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