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爱好和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六韬·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 

　  齐桓公时，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诸侯，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强调战争是危国忧主之患。 

　  司马穰苴认为，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除暴安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炫耀武力。即使是攻进“不义”之国，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属，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这种对敌国的“仁政”，表明战争只是惩治“罪人”，并不能伤害人民。 

　  在孙武的军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伐谋”、“伐交”相对“伐兵”而言，实际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 

　  孙膑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并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认为，举义兵是为了禁止争夺。由于各国的侵略争夺，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举兵绳之”，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战争就会失败，所谓“穷兵者亡”就是这个道理。

　  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也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但是，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师克在和不在众”（见《左传·桓公十一年》），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首先要爱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管仲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

　  其三，多元文化性。齐鲁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过程，在齐鲁兵家文化的再组合过程中，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就国后，出现了“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狂华士以及“以仁礼乱国”的营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姜太公，这实际上是东夷文化对西来的中原文化的对抗。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同样也发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鲁炀公时也曾征伐东夷，这实际上是奄商与周的对抗。 

　  在齐鲁地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撞击的同时，也逐渐吸收和融进了外来文化，在兵家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姜太公将周代的司马法带到齐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见《李卫公问对》卷上）孙武至吴后，一方面将中原兵学带到吴地，同时也吸收了吴越地区的兵学理论。吴、越没有“以仁为束，以礼为固”的思想影响，用兵时大量采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等诡诈战术，颇有点道家和阴阳术数的特点，这必然给孙武以十分深刻的影响。孙武与楚国军事家伍子胥相善，两人又同时受命为将，两人之间切磋兵学理论，相互取长补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孙武在广泛参与吴国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南方军事文化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公开宣扬“兵者诡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武吸纳南方军事文化的结果。 

　  稷下学宫兼容包并了当时儒、墨、道、法、兵、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号称“百家”，而在学宫游学或讲学的稷下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孟子、鲁仲连、田巴、荀子等诸子，并称“诸子百家”。他们自由辩论，相互攻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互补和兼容现象。在稷下学者的辩论内容中，也不乏精辟的兵学理论，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详考。但《司马兵法》、《子晚子》以及《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等言兵著作，当为稷下兵家所作。在稷下“最为老师”的荀子，也有《议兵》之作。稷下兵家虽很少是驰骋疆场的军事将领，但他们对兵学的探讨，无疑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 

　  其四，务实特征。齐鲁兵家无不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而他们事业成功的历程，也就是务实、拼博的人生经历。齐鲁兵家务实，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孙子兵法》有《地形篇》，通过“地有六形”和“兵有六败”的论述，来揭示自然地理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孙子将自然地形看作是“兵之助也”。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孙子兵法》中还有《九地篇》，从军事地理学角度，来论述战略进攻中实施突袭的若干问题。在战争中，重视地点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注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孙膑兵法》则有《地葆篇》，葆，通宝，将行军作战中的有利地形视为宝。 

　  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还表现在因民俗上。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姜太公就国后，面对以东莱为代表的抵抗势力，他没有强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而是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赢得了东夷人的拥护。管仲相齐时，根据齐人好技巧、以致富相竟的风俗，“通货集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种“与俗同好恶”的政策，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说齐桓公的霸业与管仲“与俗同好恶”的务实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贵势”是齐鲁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所谓“贵势”即机动灵活，随势而动。《管子》中有《形势》、《形势解》、《势》三篇来论述管仲对“势”见解。管子认为，凡事顺势则成，逆势则败。《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到“势”，如“计利已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再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是指孙膑能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气候、阵法等各方面的条件，机动灵活，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形势。由此可知，遵天时，就地利，因民俗，顺形势，构造了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

　  其五，辩证思维特色。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西周，到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十分精辟。人们的这种对事物的辩证认识，自然而然地会渗透到兵学理论当中。孙武在以辩证法观点去分析、总结战争规律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敌我、主客、彼己、阴阳、动静、进退、攻守、强弱、速久、胜负、奇正、虚实、勇怯、避就、专分、治乱、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劳逸、迂直、内外、卑骄、生死等等。这些对立范畴，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见姜国柱《〈周易〉与兵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武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战争，大大丰富了兵学的内容。

　  司马穰苴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见《司马法·仁本》）也是以辩证的观点来认识战争。杀残暴的人是为了保护、安定善良的人，出兵他国，又要爱护他国的百姓，发动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司马穰苴还认为进军要有“节制”，他说：“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这都含有辩证的色彩。孙膑军事思想中，辩证思维特色更加浓厚。在《孙膑兵法·积疏》中主要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谁善于掌握它，谁就能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