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著作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原名国祯，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在哲学、美学、史学、文字学、文艺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早年接受传统教育，乡试不第遂摈弃科举转向新学。1898年离家赴上海，进入维新派主持的《时务报》馆作文字工作，业余时间到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新知识，得到罗振玉的器重并与之结交终生。后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1902年，因病辍学回国，执教于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讲授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同时对哲学教育学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系统的初步的研究，并完成了一些论著。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职于清政府学部。期间研究诗词、戏曲，完成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从事甲骨文、古史地等研究，并编辑《国学丛刊》。1915年回国，先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通讯导师。1923年，应召任清逊帝 “南书房行走”。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合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培养了一批国学研究者。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深感“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于是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51岁。王氏自沉是一个悲剧，他的死因至今仍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谜。

　　 王国维潜心治学，博通今古，遍涉哲学、史学、文学艺术、金石、考古、小学、翻译等诸多领域，而且都取得了惊人的开拓性的学术成就，并且奠定了相关学科的基础。王国维生前著作62种，亲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下面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红楼梦>评论》，于1904年6月至8月连续刊于《教育世界》之第76、77、78、80以及81号上。后收入《静安文集》。《<红楼梦>评论》共有五章：一、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二、《红楼梦》之精神；三、《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四、《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五、余论。《<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第一篇文学批评论著，他从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和悲剧人生观出发，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指出它的精神是真正的悲剧精神，它通过宝黛悲剧展示的正是“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奠定了新红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础。

　  《静安文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0月刊行。此集为作者手订，收入自1898年以来文章12篇，诗37章50首。

　  《静庵诗稿》，1906年4月发表于《教育世界》第124号，共50首。曾收入《静安文集》，后收入《观堂外集》，题名为《丙午以前诗》。旨在抒发人生感受，表达人生苦难的哲理。可与《<红楼梦>评论》互相发明。

　  《曲录》，刊于1909年，是一部古代戏曲作品总目的汇集。共收录戏曲书、本子3178种，全面地介绍了宋、金、元、明、清各代的戏曲作品以及大批杂剧、传奇作家。先被收入《晨风阁丛书》，后收入《海宁五静字先生遗书》。

　  《宋元戏曲考》，连载于《东方杂志》1913年第九卷第10、11期至1914年第十卷第3、4、5、6、8、9期，题名为《宋元戏曲史》。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宋元戏曲史》共16章，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论著以宋元戏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成就及艺术本质和特点等问题。是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开山之作，为现代戏曲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今还颇有影响。

　  《流沙坠简》，与罗振玉合撰，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此书以敦煌和居延汉简为研究对象，对简文分类作出了详细地考释；论著的序文中，他根据新出土的木简，参考历史古籍，对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作了完备的考证。此书为近代简帛学和近代西北古史地研究的奠基之作。

　  《殷周制度论》，1917年9月脱稿。旨在论述殷商制度与周代制度的区别。提出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观点。论著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史新证》，据王国维手稿与讲义整理而成，分别刊于1927年10月《国学月刊》第二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和1930年2月《燕大月刊》第七卷第1、2期合刊上。全书共五章，主要内容是以“新证”的方法研究商史。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互相印证，从而获得对于古史的证实。“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古史研究的进展。
　  《王国维遗书》，1927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

 

　　　 

　  在介译和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王国维在美学的领域也有了丰富的创获。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这篇论文是王国维融通中西的肇端。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欲”，而欲是不可最终满足的无限要求；要满足自己的欲就要追求；追求得不到满足便是痛苦，追求得到满足后有两种后果：一是又会产生新的追求带来新的痛苦；二是因满足而产生厌倦，所以人生就象是钟表的摆，徘摇摆徊于痛苦与厌倦之间。因此，人生的本质就是无限的痛苦、因为人在现实中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欲望，现实就成为人生固有的水恒的悲剧。能从哲学上解决此问题的只有叔本华。他认为《红楼梦》“以描写人生为事”，所写饮食男女均是生活之欲，其精神在于“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其美学价值在于，它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它具有了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意义；其伦理学的价值在于揭示人生的真相，示人以解脱之道。他还批判了评点式和索隐式的旧红学，提倡有“美术之眼”关注作品。《红楼梦评论》融合了哲学、美学等多种视角，是一篇系统统、全面地论述《红楼梦》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 

　  1905年王国维重新阅读了康德，并已接受了席勒的游戏的美学观念。这是王国维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通过这个转折点，王国维放弃了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康德一席勒美学。在此基础上，王国维还写了《孔子之美育主义》、《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人间词话》等多部美学著作，深入论述了关于美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初步形成了一个美学的体系。首先，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提出了美的本质问题。他接受了叔本华和康德的美学观点，认为美是超越利害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美都是形式之美。在《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中他认为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的原因，明确要求哲学、艺术的独立性，主张两者作为真理性的活动的价值是无用之用。在《文学小言》、《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他又综合了叔氏的唯意志论、悲剧哲学和席勒的游戏说提出了自己的“游戏说”，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文学、美术和游戏一样成为解除人生痛苦的最佳方式。其次，他谈到了古雅美和天才论。在《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他认为，美术是天才的制作；形式美可分为两种：第一形式美和第二形式美，古雅是属于第二形式美的，它只存在于艺术中。“古雅”是艺术品的一种特性，拥有了这种特性艺术品就是美的。在《文学小言》中他认为屈原、陶潜、杜甫、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天才作家，强调了天才的“伟大人格”对文学的内在作用；认为天才的创作特点在于“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再次，他还谈到了美育问题。要《教育之宗旨》中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也即全面发展的人物，完全之人物具有发达且调和的身体与精神能力，精神能力的培养就是智育、德育、和美育。美育实际上是情感教育，他对人的情感有特殊的影响。美育有多种，文学就是其中的一大种。在小学生中推行美育是必要的他在《去毒篇》中论述了鸦片对美育的危害。在《孔子之美育主义》认为美育中国自古有之，孔子在实际教育中实行的就是美育。这一时期，王国维在教育学方面也有所贡献。他介译了一批教育学的著作，主持了《教育世界》并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等论著，从中他提出了体、智、德、美四育并重培养完全人格、改进学校管理、发展高等教育的教育主张。这些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上就是前期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及主要观点。

　  王国维中期文艺研究的重心是戏曲史的研究。从1908年开始，他就开始关注戏曲史领域。先后发表了《曲录》、《戏曲考源》、《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等论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当属《宋元戏曲考》。此书是王国维避居日本后所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空白。戏曲是什么是戏曲和戏曲史研究的基础问题。他认为，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也”，并且提出了“真戏剧”之说来定义戏曲，从本体的层面为中国戏剧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全书共分16章考察了上古到元的戏曲的发展，重点论述了元代戏曲的成就与发展，探讨了元代戏剧发达的原因及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再次他还从戏曲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戏曲在文学和美学上的价值。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而肯定了元杂剧乃至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文章之妙在于有意境，有意境即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出其口”。元杂剧的风格就在于“一空依傍”。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元杂剧在美学上是一种悲剧。元杂剧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美，“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国维以深厚的学术根柢融通中西，确定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特质及艺术特点的，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肯定了元杂剧和南戏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宋元戏曲史》因此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之一。

　  中国素来就有史学传统，史学研究自然成为了王国维治学的重心。“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可以说是他对新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二重证据法”实则早在先前的史学和文字学研究中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了，但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提出则是在1925年给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时提出的。他治史以具体的历史材料为基础，尤其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他将历史研究的材料分成“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要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以“地下之新材料”补足“纸上之材料”，这就是“二重证据法”。他以此治学方法为指导展开了以史学为主导的多方面研究。

　  具体说来，在文字学方面，文字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考释中国古史。他在1912年就发表了《简牍检署考》，对简牍的书写方式、材料，简牍制度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从那时起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国学研究上来。1913年他完成了《齐鲁卦泥集存》，对古代的泥封制作了考订。1914年他与罗振玉合作出版了《流沙坠简》，对敦煌和居延简牍的分类及考释。在研究中，他充分利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中的藏书及拓本资源，奠定了从事古文字、音韵及考释金文、甲骨文的深厚基础。通过罗振玉，他接触并深入研究了甲骨文。1915年《殷墟书契考释》出版，王国维为之作序。虽然署名罗振玉，但此书的作者还是存在争议：一是王国维所作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二是罗振玉所作说，王氏持此论；三是王、罗合作说，王氏弟子多持此论。从书的内容来看，罗氏多处采用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且书的修订与校对花费了王国维的大量心血，即便不能算作合作，王国维对成书贡献甚多，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殷墟书契考释》体现了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功底，很快他也独立发表了论文《殷墟卜辞中所中地名》，对甲骨文中提到的相关地名作了研究，开了甲骨文研究与史地相结合的先例。1916年，写成了《殷礼徵文》，以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殷代的祭祀制度。1917年他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考订了殷代祖先的人名及其世系。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不久，他又完成了《殷周制度论》深入研究了殷周之际制度的承继与嬗变，书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认为周代与殷代制度的不同在于继承制度的变化，周代立长立嫡制的建立引发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文化的变迁。研究证实了《史记·殷本记》所载王室世系中之商代先王，并纠正了史记中所记个别人名与世次的讹误。在殷周史研究上，王氏之论至今仍然有其影响。王国维常识渊博，他往往能据文字、音韵、训诂学，融会相关学科知识对甲骨文予以考订，取得超过同时代人的成就。他关于甲骨文的论文大都收入了《观堂集林》的第六卷。后来，由于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他转向了史学研究相关的其它领域，而甲骨文的功底也有力地推动了他的相关研究。1914年他完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对宋代、清代诸家著录金文之书和相关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1915年作《古祀器略说》，对彝器进行了正名。他还写了一些铭文的考释文章，汇编成《观堂古今文考释》。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王国维古文字研究和古史研究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在文字研究和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他以甲骨文的记载以证古史，这种运用古文字与古器物来考证古代史的研究方法，就是 “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他将甲骨文与相关史料互参，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王国维不仅在古史研究上很有造诣，而且还“熟于两汉史事”。1914年他与罗振玉合作出版了《流沙坠简》，通过对敦煌和居延简牍的分类及考释，对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作了完备的考证。奠定了近代简帛学和近代西北古史地研究基础。他还著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汉魏博士考》等论著，对秦汉史事及汉郡、西北古地理进行了深入地考订与考证。他还据唐写本考证了唐代的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取得了唐史研究的突破。

　  蒙古史和元史研究一度成为了中国学术中的显学。王国维也运用新方法对蒙古族史和元史进行了研究。1915年他发表了《鬼方昆夷猃狁考》利用金文和历史古籍相互参考，考证了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匈奴的族源是殷代的鬼方、猃狁。他又作《胡服考》、《西胡考》、《西胡继考》，考察了匈奴史及其服饰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这些对蒙古地区民族史的研究为蒙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开始转入蒙元史资料的收集，校注了元史相关的史籍，编辑了多种蒙元重要史料。1925年，完成了《古行记四种校录》。并研究了《元朝秘史》，写了《蒙文元朝秘史跋》，编制了《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耶律文正公年谱》。1926年他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完成了《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7年他撰写了《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荫古考》、《鞑靼考》、《蒙古札记》等七种专著。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情况、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王国维对蒙元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对蒙元史料的整理及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

　  历史研究与地理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王国维在史学研究的同时也对历史地理作了交叉的研究。他不仅在史学研究论著中用大量篇幅去论述历史地理问题，他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了专门论述先秦两汉地理及西北历史地理的论著。如《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西胡考》、《西胡继考》等论文，对先秦两汉地理及西北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王国维还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依托各种版本对《水经注》进行了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敦煌学方面的研究。1900年的5月，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大量的文物得以重现人间，“敦煌学”也应运而生。王国维有幸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敦煌文物的研究者。1910年他翻译了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而且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如《韦庄的秦妇吟》、《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唐写本敦煌户籍跋》、《声韵考》等，研究涉及文学、音韵学、医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韦庄《秦妇吟》的发现与考证。韦庄的《秦妇吟》，是一首有名的长叙事诗，但一度因讳不传于世。王国维据《北梦琐言》的记载并勘之于残本，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并进一步通过论证填补了《唐书》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