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尽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黄侃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 “黄疯子”轶事：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

　黄侃，祖籍湖北蕲州。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黄佩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