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又叫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或运河。它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命运从繁华到衰落。它曾是国家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盛；它更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展现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它又是一条血泪之河，浸透着无数黎民百姓的苦难。

　  京杭运河，是一项华夏儿女都为之自豪的伟大工程。京杭运河的生命之路曲折漫长，它多次扩建和改建，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它像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了过去的绚烂与平淡。 

一部流动的厚重史书

　  我国的河流水系，除横断山区外，基本都为自西向东流，各水系间有分水岭阻隔。为扩大活动空间，人们自然想到沟通各水系的运河，以缓解陆路来往的艰辛。

　  京杭运河开凿始于春秋时的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在今扬州南北，连接成串的天然湖泊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以后又有菏水和鸿沟把黄河和淮河联系起来；用灵渠穿越南岭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沟通。魏晋南北朝时，为战争需要又开凿了白沟等运河，把黄河和海河水系直至滦河水系连接起来。这样，早期联系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珠江的南北通道已经形成，其中包括了初期的京杭运河。

　  在以后的年代，各段水道兴废不一，但水道网络却始终存在，并根据需要有不同的延伸。在隋朝和元朝，有两次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前者都城在西，后者都城在北，淮河以北的线路有大的改动，但重点基本没变。

　  一次耗时数百年的初创、两次巨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和无法胜数的小规模改建、扩建，构成了京杭运河的全部历史。它是数十代人的集体创造，它关连着一个伟大国家的历史进程。 

承载帝国梦想

　  中国历史上秦、隋、元三次大统一都把建设京杭运河作为优先规划和实施的大事，历朝历代都把维护运河的通航作为要务。运河已经成为国家的生命线，它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旧唐书·崔融传》描绘了京杭运河水运网在国家经济上的不可或缺，“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当时唐朝都城的运河港口广运潭尽收天下财富，汇聚着全国各地的舟船，“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则罗、吴绫、绛纱；南海玳瑁、象齿、珠、沉香；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宣城空青、石绿；始安蕉葛、蚺胆、翠羽；吴郡方文绫。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

　  京杭运河行经不同地形、地质和水资源条件的地区，这使运河的修建、维护极其困难和复杂。我们的祖先解决了运河的众多难题，写下了水利史上浓重的一笔。

　  先人们根据运河各段的具体条件，做出了各具特色的高水平的工程规划，综合解决了汇水、引水、节水、行船、防洪等难题，实现了全线的通航。其中，白浮引水、引汶济运、南旺分水、清口枢纽等工程，至今都为国内外专家所赞叹。

　  京杭运河创造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一个奇迹。它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洪泽湖；它综合地解决了蓄水、运河供水、冲沙、分水、防洪等多项水利需求；它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斜面升船机，其中最大的瓜洲堰，以22头牛作为升船动力，实现长江中的航船进入苏北运河；它还有大量人类早期的通航闸门，特别是北宋在今淮安附近的复闸，是世界上最早的两个闸门的通航船闸。在元朝，运河上已有了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等多个渠化河段。

　  京杭运河也搭建了顶级科学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元朝郭守敬在运河规划中提出了海拔概念，并据此实施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渠化工程；明朝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理论在黄淮运综合治理中得到了有效的实践。

血泪堆砌的辉煌

　  京杭运河的光环掩盖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血与泪。其实无论是运河的开凿，还是运河的通航都凝结着万千黎民百姓艰辛的劳作。滔滔的运河之水浸透着百姓的血泪，它的历史也是一部辛酸血泪史。

　  在开凿运河时，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凿通济渠时，役丁死十四五”。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时征河北诸军一百多万，男丁不够，就抓女工上河。河工在五万名监工监督下日夜劳作，动辄受“枷项笞背”的处罚，弄得许多人家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隋唐运河，运输量巨大，船队要从黄河三门峡经过。相关文献对牵船纤夫的劳作情况有过生动的描述：“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相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

历史的沉思

　  京杭运河是一条与五大水系相处的人工水道。初始的运河是用较小的工程把天然湖泊、河流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航道，即所谓借湖行运和借河行运。但天然河湖，或丰枯变化，深浅不一，或风涛干扰，安全不保；于是京杭运河自然而然地走向河湖分离与河河分离，逐渐形成了单一的人工运河。显然，前者与自然的关系较易和谐；后者，运河与河湖之间会造成复杂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元明清三朝，以“治黄保运”为中心：一是防止黄河冲毁运河，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使运河水源枯竭。既要防河害运，又要用河利运。其后果是黄河不能离开徐州至淮阴一线，即黄河要与淮河共用一条出海口。因为黄河的自然趋势是北走山东，那样，不但容易冲断并淤塞运河，而且此段运河也会失去黄河水源。 

　  元朝以前的淮河河道通畅，海潮影响直至洪泽湖一带，所以淮河无大患。黄淮合流，黄河淤积壅高水位，洪泽湖区不断扩大。黄河顶托，淮河出水不畅。于是大修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拦蓄淮水，用洪泽湖蓄积的淮河水去冲刷黄河河床， 

　  实行“蓄清刷黄”的治理战略。洪泽湖水还可接济运河，并用淮阴以下运河河道作为排水通道。另外在运河上陆续修建了多座归江坝和归海坝，以排泄运河不能容纳的洪水。这种战略虽然起过一些作用，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其结果延缓了清口以下河床抬高的速度，保证了运河的航运。但清口地区工程负担极重，耗费巨大。使洪泽湖周围和淮河下游一定区域造成较大损失，淮河的自然状况受到严重破坏，左岸沂沭泗水系失去尾闾，泗州城沉入湖底，更多的矛盾转移至右岸。

　  在使用过程中，归海坝确为保证宣泄淮河洪水和保证运河东堤安全起了较大作用。但由于坝下渠道泄水标准过低以及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归海坝过水时，里下河地区经常是一片汪洋，名为溢洪，实为任其泛溢，给该地区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在清代，特别是后期，清口淤塞，洪泽湖变浅，归海坝溢洪频繁，成为江河治理中极为棘手的问题。“江都濒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宝则浸及城郭月余”，“下游田禾，先因大雨兼旬，半遭淹没，近更全无收成，情殊可悯”。1855年，黄河北徙，淮河困境仍未解除，民国时期的“导淮”成为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务。而20世纪50年代，治理淮河成为新中国实施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唐朝文人皮日休评价隋大运河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这是对运河功过的高度概括。工程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手段，人类通过工程实现社会和自身的发展，是以对自然的干扰和自身的付出作为代价的，其中对自然干扰的后果也需要由人类来承担。成功的工程应当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社会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来源：中国国家地理/作者：郑连第）